王伟力:盲人电影院里的“圣人”

2017年09月30日 刺猬公社 记者 黎诗韵

 

王伟力最近一次公开“讲电影”是在几天前,在一个名为“我来陪你‘看’电影”的盲人活动会上,他解说了动画电影《大鱼海棠》。在影片的一个经典无对白场景中,王伟力对着画面开始了两分钟的脱稿描述:

“晚上,快到子时了,椿张开了眼睛,她起身下了床,穿上了鞋,拨开窗帘外面是黑的,天空中挂着一弯月亮,月亮被云彩包裹着,她打开窗户朝外张望着,只有月光。这时候,她打开抽屉,拿出了像核桃一样大的铃铛,对着镜子看了看,然后用手一挥,像荷花一样的灯灭了……”

这就是“心目影院”创始人王伟力的“专长技能”,讲述电影的视觉画面,让盲人也能‘看’电影。正如“心目影院”平常的电影分享会一样,盲人观众们把头靠在椅背上,静静欣赏着这一“视觉”盛宴。

打开了一扇门

王伟力总是喜欢在采访过程中,突然就张嘴蹦出一个声画兼具的故事场景:

“村里的妇女们正在用棒槌洗着粗大的衣服,镜头缓缓推到河边,呱呱呱鸭子游了过来,旁边的小桥拖拉机推推推,一个妇女开始说‘老二喂你赶紧干嘛去’”;“码头的跳板搭在木船上,监工们手里拿着鞭子,船工们猫着腰,背着一个餐桌大的箱子”;“夜晚的大街,商店里跑出一个贼,警察拿电筒一照,‘谁!站住!’小偷‘哗’地就跑,只见他腋下夹着一个枕头大的包,这警察虽然年轻,但身体肥硕,拿起手电在后面追,没追几步,贼就穿过墙头跑掉了……”

强大的细节表述,流畅的语言表达,但王伟力却并不是什么创作才子。他形容自己“没有语言天赋,记性不好,口才一般,写文章费劲”,如今他的能力是建立在“给盲人讲电影得心应手”基础上的。

2003年,在看完一本讲述外国主持人如何用场景叙述电影的书籍后,他和妻子开了一档给盲人讲电影的电视节目。这期节目让他积累了对盲人的感情,也让他决定成立“心目影院”。

为了更好的了解盲人的世界,他试验过长时间蒙眼体验盲人的生活,在这个过程中,他掌握了为盲人描述画面的诀窍,那就是用生活的物品进行描述。

例如,如何描述一架直升机?王伟力会将它描述成盲人触摸过的“长瓣倒扣汤勺,勺瓣上有一个电风扇的扇叶”。如何描述一头海豚?王伟力会把它们描述成“一大一小的地瓜,尾巴是打开的折叠扇”。

他偏爱用导演的镜头语言去描述画面,比如,不能说“一双舞鞋立在角落边”,而要说成“一双舞鞋,空镜头”,他认为这样才算“客观”。王伟力很自信自己讲述的画面,他说,“导演拍得好我能讲得好,拍得不好我也能想办法讲得好”。

尽管如此,最开始“讲电影”的王伟力仍需做好功课,比如提前写好脚本,以防出现“看着画面‘呜哇呜哇”地过去了,瞬间不知道讲什么”的窘状。这部《大鱼海棠》他也看了两遍,查了各种影评才敢开讲。

在众多盲人听众中,有一位40岁左右失明的老奶奶的反馈让他记忆犹新。这位奶奶在黑暗中生活的时间一长,渐渐觉得生活毫无希望,“做梦都没有画面”,直到某天“观看”了“心目影院”的电影,她瞬间感觉“就像关在黑屋子里面一下子天窗打开了,年轻时在公园和老伴看着小木船和海棠花的记忆,一下子就都浮现出来了。”

“盲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问号,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?电影的讲述不仅能让盲人感知曾经的生活记忆,也把这扇问号的门打开了。”

有一位盲人母亲的“孝子”曾跟王伟力说,他看了“心目影院”后,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个孝顺的孩子,“我给我妈洗啊涮啊,让她吃好喝好,但我意识到,我妈就想吃饱吗?我妈要看见这个世界,要看见我看见的东西,可是我一句都没跟她说过。”

双向回归

周六上午本是“心目电影院”例行的放映会,但这天却因其另一个公益项目,一年一度的“盲人趣味运动会”而暂停。

在鼓楼西大街79号院的一个古色四合院里,“心目影院”就位于其中。门口的绿萝和野猫显示出它文艺的气质,推开门,20多平米的小房间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墙主讲嘉宾的照片,里面能认出尼格买提和欧阳夏丹等主持人,墙顶的泛黄海报上印着曾放映过的影片,其中讲述者为“大伟”(王伟力)的有《唐山大地震》和《你Y闭嘴》。音箱、话筒、电视机构成了影片的放映区域,对面则是由几十把学生椅组成的“观影区”。

“影院”中央,一块小型公告牌上标写着最新一期的观影会,“为视障朋友讲电影:第693期,2017年9月16日”。从2005年7月到现在,“心目影院”已成立了12年。

“开始就是一个小小的爱心奉献,因为兜里有钱就能做一点事,没想到却坚持了一年又一年,做得多了,人也改变了。”王伟力说。

他变得越来越能够“融入盲人、理解盲人”了。他认为盲人“出行困难,运动困难,信息获取困难”,是“社会生活质量最差的群体”,他不停地向记者强调;“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,如果把你眼睛蒙上你能活多久。”

他举例称,“曾经有一个盲人朋友的耳机‘啪’掉地上了,就在他要捡起来的时候,眉梢一下就磕在旁边凳子上了,盲人朋友来影院经常脸上是带着‘道’的。”

盲人们同样发生着改变。“心目影院”的曾主任对记者回忆,来“看”电影的盲人们除了精神面貌变得更好外,外表也开始发生变化。“以前因为自己看不到嘛,但我们描述电影里的人穿什么衣服后,他们也会问我今天穿着如何搭配,打扮一下自己。”

在心态上,盲人们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有一次,影院讲述了留守儿童电影《遗落在山里的星星》,,里面的孩子经历了很多痛苦。在后期做“观影”交流时,有盲人说,“我们以为我们是天下最苦的了,没想到这些大山里的孩子被扔在家乡,遇到这么多艰难的事情,比我们还要艰难,我们应该知足了。”

王伟力对这一反馈非常欣慰,他将自己对盲人的感情称作是“循序渐进”的过程。在“助盲”的过程中,他发现自己也在被盲人所影响、改变,“心目影院”渐渐变成了双向回归的平台。

“‘助盲’解决了我很多的‘盲点’,以前我不理解电影怎么讲,现在我理解了。讲电影不仅改变了盲人的视觉认知,还改变了我的欣赏状态,让我或者我们能从另一个听的状态去理解视觉,这是一个多么厚重的礼物呀。”

“实际上助了半天助的是谁呀?你以为助的是盲人呀?当然是自己啦。”王伟力说。

在采访中,他打了数次哈欠,但回忆起活动最后的场景时他却突然精神一振,“做完活动以后他们(盲人)领着奖品坐着大轿车回来,我那时候感觉到自己今天办了一件多么充实的事啊。”

“圣人”

王伟力喜欢设问,例如设问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蜡烛,照亮一个人和照亮一百个人,你想做哪个蜡烛?”,并静静等待记者给出他心中的答案。

他喊记者们“宝贝儿”,接着调侃起自己作为盲人电影院开创者的困难,“在没有人吃柿子的时候谁会去尝?第一口咬下去可能会毒死你,当然助盲没有这么险恶,但是你必须得有一些承担,这就是代价。”

代价是经济和精神上的困难。曾有人质疑他靠盲人赚钱和获取名气,作为回击,他好气又好笑地说:“他们说我骗盲人钱又买车又买房的时候,正是我又卖车又卖房的时候,我明明能去挣钱让自己很舒服,我却要弄一帮盲人在这里‘挣钱’?我吃不上喝不上就是为了出一个名?那我也太脑子进水了吧。”

最初做盲人公益时,他把下海赚的一百万投掷其中,亲人跟他急,“你这日子过得好好的,非得把钱拿来折腾这些事,还不去挣钱,你这不有毛病?”他却说,“钱没了就去挣,又不想当百万富翁。”

06年,资金殆尽,周转困难,王伟力一度考虑放弃,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。尽管到了现在,资金问题依然是悬在他头顶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,场地的房租已经涨到了六十万,仍然需要他到处募集得来。

“你在缺钱的时候选择是什么,这才是决定价值最根本的东西。”王伟力说。

在谈话过程中,王伟力语调轻柔,友善恳切,“美德”教育口吻如影随形。“我可不是感动中国,我希望感动我自己,但我希望你们去感动中国。”

他认为民众对盲人负有原罪,“我们作为站在盲人身上生活的明眼人,只有他们用一生承担这样的疾患、障碍、痛苦,为我们明眼人带来医疗借鉴,才使我们很多人能不再致盲。”他对盲人事业的坚持甚至受到部分“轮回论”的影响,“只有在肉体存活时多做贡献,才能决定离开肉体后(投胎)能去哪里,这个因果关系是逃不掉的。”

他时常将盲人的话题引向国家、社会,“过去我们的价值取向是个人利益最大化,但只有群体利益最大化才正确”,甚至引向地球,“所有做公益的人都应该在月球上看地球,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我们的位置决定了我们的视野。”有时还带着民族主义的倾向:“帮助盲人时我才是正常的人,不然他们是功能障碍,我就是心理障碍,没什么区别,日本人美国人不会看得起我。”

当记者问到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“圣人”时,王伟力略有些不满,“可能会有一点点忧国忧民的思想吧,这就是一点情怀。”他说。

关于未来,王伟力说,“我想一直讲电影,讲很多电影,人生已经不容许我再去选择很多东西了,能把这件事做好就行,当某天我懒得抬不起眼睛,我的发言、语音、语气都不行的时候,我就做不了了。”

4年前一场几乎致命的心肌梗死让他第一次直面“死亡”,他形容病发时的自己就像火苗一样“唿”地一声消失了,随即进入了一种黑暗状态。在医生的“咚”的一电击中,他觉得自己“在一声炮声中,大叫一声又回到这个世界。”

科室主任过来检查,发现他恢复得不错,便笑着对他说,“哎呀,大伟又可以讲电影了。”


(责任编辑  许建香)

2017-09-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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